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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的老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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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还有什么不同徒弟危难床上 他心下还在思量待会怎样编造谎言才能瞒过她呢如今又出了这件事情兹——作用。

来源:北京晚报 | 秦雅萌  2019年07月18日08:56

老舍文学地图上的重庆

老舍先生的写作是围绕着几个都市展开的。北京、伦敦、青岛、济南、武汉、重庆、纽约……他一生在很多个城市生活创作,:阅读“城”与“人”,留下了不少经典文字,有些篇目甚至构成了人们认识那座城市时必读的“文化手册”。

若是为老舍先生勾勒一幅“文学地图”,北京自然是最令人瞩目的中心,是老舍创作的灵魂与根脉。老舍喜欢的城市,大多带着些安静的古韵。如果还能够清洁,有秩序,亲近自然,那就近乎完美了。不同于北平、济南、伦敦等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老舍在抗战时期生活工作的重庆较为特殊。它是在战争急潮的裹挟下,老舍被迫前往的一座城市,但同时也是老舍一生中重要的文学驿站,是老舍“文学地图”上的显眼坐标。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老舍先由青岛前往济南,在齐鲁大学任教,后南下到达武汉,又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总会西迁重庆。关于这段足迹,老舍在抗战胜利后的《八方风雨》一文中,揭示了其背后普遍的战时文人心理。抗战初期,在山东授课的老舍内心焦灼,他日夜恐惧自己所在的城市“会忽然的被敌人包围住”,担心自己会成为敌方的“俘虏”或“被捉去被逼着作汉奸”。而此时,很多文化界的朋友已踏上各自的行程,老舍眼看着“故人南北东西去,独领江山一片哀”(《诗三律》),他终于下定决心,暂别妻儿,逃离“亡城”(即沦陷区), 老舍称之为“跟着国旗走”。这一选择意味着在极端的战争环境下,舍弃个人家庭的团圆,保存“读书人气节”,奔赴“抗战大业”。

1942年,老舍借话剧《谁先到了重庆》,将这种心态传达得更为鲜明。“重庆”作为战时中国的首都,成为了国族的符号和抗战的中心,很多爱国志士愿意亲赴陪都参与抗战,而剧中主人公在沦陷北平以死殉国,恰恰完成了一次象征意义上的“到达重庆”。老舍选择跟随国民政府西迁,在战时首都继续自己的文学生涯,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作家对“大时代”的理解方式。

1938年至1945年,老舍在重庆生活的7年间,曾随北路战地慰问团前往西北考察访问,也曾赴云南讲学,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聚首交流,但更多的时间则是忙于重庆文化界的各项工作和自己的文学创作。在抗战时期的重庆,老舍的创作观念和作品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尝试了多种此前并不熟悉的民间文艺形式,如鼓词、旧剧、长诗等,丰富了战时中国面向大众的文艺实践。

“写家”老舍的抗战之笔

新中国成立前,老舍曾在各类文章中称自己为“写家”而非“作家”。一字之差,似有深意。老舍的挚友、剧作家曹禺将其解读为老舍的自谦。不仅如此,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自己的关系,老舍也多以局外人的角色自况,认为自己一直是“文艺界的一名小卒”,身处“平沪两大文艺大本营”的边缘。然而,这一姿态在抗战大潮中被赋予了更多内涵。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老舍怀着高蹈激扬的抗战情绪完成了《大时代与写家》一文。他期待着自己以一名写作者的身份融进这个“大时代”,希望能够在这场“神圣的战争”中,创作出“伟大的文艺”。抵渝后,老舍又在多篇“述志”之文中反复强调自己的“写家”本色,但不同于仅仅写作小说、散文这类纯文学作品,他认为,应当通过分担一些切实的文艺工作,去真正理解眼前的“大时代”。

在战时重庆,老舍因此前出色的文学成就和无党派背景,被推选为“文协”的常务理事和总务部主任。他牺牲了个人的大量时间与精力,忙于编辑刊物,召开会议,处理文件,发展分会,接待各地作家,与世界其他文化组织联系,“文协”中这些繁琐的事务实际上都仰赖老舍的四方奔走。他除了要组织文艺活动,处理复杂的人事关系,还需要不时出面缓和政治舆论压力。老舍的勤恳工作对于团结大后方的文艺力量意义重大,也正是战争的“大时代”,赋予了老舍在书斋和课堂之外的崭新角色与更大能量。

繁忙工作之余,老舍在艰难的生活条件下笔耕不辍。战时的重庆遭受着日机的频繁轰炸,物资紧缺,物价飞涨,加之溽暑难耐,鼠患严重,老舍又感染了盲肠炎,贫病交加的老舍却始终坚守着一种“不停地写作”的作家姿态。可以说,作为“写家”的老舍形象,最真切地体现在抗战时期重庆的文艺工作中。“写家”老舍最心爱之物自然是手中之“笔”,“笔”成为抗战时期老舍安身立命的根本。他将“笔”视作自己“唯一的资本”,将文人之笔喻为战场之枪,渴望通过写作“把热血洒在纸上”。重庆时期,老舍对“笔”的功能也有了新的认识:“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笔,什么是小手笔;只要是有实际的功用与效果的,我就肯去学习,去试作。我以为,在抗战中,我不仅应当是个作者,也应当是个最关心战争的国民。”(《文协的过去和将来》)

在战时重庆,老舍将自己的抗战之“笔”投向了两大创作领域。一方面,他致力于民间大众文艺的探索,在大后方掀起的“通俗文艺讨论”热潮中,老舍是为数不多的“真正动手制作”作品的人,他曾向多位民间艺人学习韵律和腔调,希望从中找到战争年代文艺发展的新资源和新方向,使战时文艺真正起到宣传和教育的效果,鼓舞民心。另一方面,老舍则延续他的长篇小说创作计划,追求一种具有“史诗般”品格的宏大作品,如在1942年写作的《火葬》和1944年开始写作并在抗战胜利前完成了三分之二篇幅的《四世同堂》中,老舍均将自己从重庆获得的战争经验与此前熟悉的北平生活相结合,讲述最普通的市井小人物与战争这一“大时代“的关系,反映了老舍对平凡百姓的朴素爱国愿望的关注。

“创作生活二十年纪念会”上的老舍

1944年4月17日,“文协”六周年年会的第二日,重庆文化界为庆祝老舍“写作二十年”,在百龄餐厅举行隆重的纪念会。与会者包括了文化界名人、民间艺人、政府官员、国际友人等在内的数百人,郭沫若、茅盾、胡风、梅贻琦、黄炎培等人相继致辞。同日,《新华日报》《新蜀报》等多家重庆报纸为此开辟专栏,发表纪念诗文,高度评价了老舍的文艺工作和人格品德。老舍在总结自己创作的《习作二十年》中表示,自己这些年“成绩欠佳”,但“尽责不懈”,今后当以“老牛破车”的精神继续执笔创作。

这一盛大的纪念会是观察抗战时期“写家”老舍的一扇窗口。大会通过对老舍文艺工作的总结、纪念和赞颂,把老舍树立为领导抗战文艺的榜样,无疑将那个从前自称为“文艺界小卒”的“写家”推向了舞台的中心。文艺界同人纷纷表示,老舍二十年来对中国新文艺的发展有其独特的贡献。胡风强调,老舍在重庆的六年实践应当被“特别估计”,“六年中间他的行动”本身就可称作“一篇作品”:他不仅以其真挚的性情团结了战时重庆文艺界的各方力量,更可贵的是他“不因利诱而改行,不因畏难而搁笔”。除了肯定老舍坚持不懈的创作“毅力”与“活力”,这一纪念仪式更揭示了“大时代”赋予老舍的历史使命。郭沫若在贺诗中称,“枪杆的战争行将结束,扫除法西斯细菌须赖笔杆”,老舍在战时重庆的功绩配得上一顶“月桂之冠”。抗战胜利在望,纪念会对老舍形象的塑造还关联着“抗战文艺”的远景。文艺界将老舍及其作品视作“中国新文艺的一座丰碑”,希望由此继续探索未来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

从在济南怕做“亡国奴”的恐惧,到汉口时期高昂的抗战热情,再到重庆艰辛的“写家”岁月,这些经历都深刻地影响了老舍的作家观和文艺观。1946年初,老舍从重庆飞抵上海,准备赴美讲学,开启他的“写家”生涯的另一段旅途。素有“京味儿作家”、“幽默大师”称号的老舍,其丰富性远不能被这些标签所概括。老舍说,“抗战给中国照了‘爱克斯光’。”战争的烽火让人们重新审视“写家”、国民与国家的关系。而从老舍的重庆时期来看,他以一种最本色当行的“写家”姿态,追问着他自1920年代以来关切的大问题:文化中国究竟应当如何生存,如何把握“大时代”的契机,改造自身,充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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